北服教授：科研應是企業帶著學校搞，治污要疏不要堵

2月16日，科技部發布《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首批重點專項指南》標志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正式啟動實施，在重視科研技術的環保行業，“如何爭取國家支持搞科研”同樣成為了焦點話題。2015年末，環保領域即有一輪對“科研與產業”的討論，一篇大學教師質疑高校科研的文章（《別了，狗日的科研》）在E20水網固廢網微信公眾號24小時閱讀量即超過10000人次。E20環境平臺首席合伙人傅濤也曾表示，科技研發主導者應該是企業家，建議科技的需求應該由產業提出來。與此同時，眾多企業也在不斷成立或完善自己的研發機構，科研與產業的思辨可謂“愈演愈烈”。

對此，E20環境平臺專訪了關注國家重點研發課題申報、專研“紡織印染大氣排放標準及檢測技術”的北京服裝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龔龑。怎樣看待科研與產業的關系？如何才能更好治污？龔龑都給出了頗具針對性的答案。

下文為根據專訪實錄整理，供大家參考。

企業帶著學校搞科研，是科研本該有的狀態

以前很多科研項目都不分配到學校，因為學校的科研往往是發論文、培養學生，沒有辦法去產業化，所以現在的科研就應該由企業來牽頭做，這樣往往就能實現產業化。例如，擁有活性炭產品的企業找到北京服裝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想要通過進一步研發實現產品在環保領域的應用，他們（企業）會從市場角度提出明確要求，研發到什么程度就能用于市場，他們（企業）有清晰的目標把控。

所有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都是耍流氓，科研是一樣的道理，所有不以產業化為導向的科研，實際上也是沒有意義的。企業帶著學校搞科研，這是科研本該有的狀態。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首批重點專項指南》的發布為科研與產業帶來了兩大最為明顯的好處。

第一，新申報模式是一種很好的改變：

改變了過去大學老師自己“想當然”式的科研情況——大學老師一半時間在教學，沒時間調研市場，即使科研水平很高，也難免因為不了解市場而造成科研與現實“南轅北轍”的情況，就像當年對霧霾成因的科研，大牌學者的觀點也可能經不起驗證，而且這種“錯誤”往往被輿論放大，造成公眾對科研的誤解。

第二，能真正促成產、學、研的合作，因為企業作為合作主體，在合作過程中會非常注重把握主導性，講究經濟效益，一旦投入就務必要有產出，這會在客觀上提升企業素質，而學校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既錘煉了科研能力又為企業培養了人才。例如我的研究生，基本都在相關領域的相關公司進行實踐學習，這樣人才扎根企業，研究成果也能在企業落地，對企業發展、學校科研都是非常有利的。

科研須立足產業，需先做“標準”

過去國家層面投資創新，不敢給企業錢，更多是擔心給了企業以后挪為它用而不做研發，因為曾經企業多處在創業初期，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造成了企業與科研之間的很多“斷面”。只有當創業型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轉變成創新型企業，追求創新，搞科研。自改革開放，中國民營企業發展了幾十年時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從“以生存為主的創業型企業”轉變為“謀求創新的創新型企業”， 愿意拿出錢來搞科研。

以紡織行業為例，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發明帶動起第一批資本化工廠是做紡織，美國南北戰爭源起于爭棉農，中國近代化崛起多數實業家都做紡織，當代的淘寶產品90%以上都是服裝，“紡織”是經濟發展不可忽略的內容。中國目前1.7億人的生活靠紡織，經濟實力10%來自于紡織行業；同樣，紡織造成的污染也非常驚人，紡織印染的污水量占到整個水污染量的百分之十幾，而紡織廢氣污染是10%，更不必說在垃圾里面可能有將近1/3是來自紡織品，都可以再生資源化利用，這都是當前環保的重要部分。

我們在做科研項目有一項核心問題就是“紡織品分類”，例如一件廢棄的衣服，內外面料不同，可能有滌綸80%、呢絨20%等等，如何有效再循環利用？有標準就能針對性采取下一道工序。像做飯一樣，鹽、油、醬油全放在一起，但是現在要把它逆過程去回收，就需要把每個環節都進行剖析，這必然要由懂紡織的人來做，才能有清晰的回收標準。

有了專業的、清晰的“標準”，紡織產業或環境產業才能有的放矢、條理清晰地治污或謀求循環利用。所以企業要參與科研，還是要找高校合作，但是可以選擇一些專業類高校來解決，我們就在從標準入手搞科研，立足產業，這樣科研落地才能比較扎實。例如，我們的“紡織印染大氣排放標準及檢測技術”項目就申報了科技部的大氣專項，現在是研究所、企業在共同參與。

環保需要細分專業化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上市的環保公司，有些做得非常成功，例如治水方面，碧水源、桑德，但是讓他們直面紡織印染污水治理呢？對于市政污水處理手到擒來的環保公司，對紡織污水可能就要頭痛三分，因為任何一個紡織企業用的化工化學品都是不一樣的，處理起來千頭萬緒，與其說是環保治理，不如說是“某個行業的環保治理”， 所以未來的環保不僅要有清晰的標準化內容，更應該是細分化的、專業化的。

全世界的紡織有60%在中國，意味著世界上至少60%的紡織污染源在中國，如何治理？專研紡織品的北服有底氣把握發言權。因為在紡織業里面，我們最懂環保，而在環保里面，我們最懂紡織，這就是我們的定位。紡織造成的水、固、氣污染已經有很多環保人在關注，若治理，我們就可以提供技術支持，例如，有企業可以拿到國家課題，那么我們可以先以技術顧問的形式幫助他們，之后等我們有了一定的行業影響力，做成了一個團隊或者更大，那我們就可能再去獨立申請國家層面支持的科研項目，而且這些都要與企業保持有效鏈接的狀態。其實，我一直有個提議，紡織和環保兩個行業需要成立一個“紡織品環保專業的產業聯盟”，為這兩個行業的企業與專業科研力量牽線搭橋，互利共贏。

科研與產業的關系，應該是門當戶對的，做環保就需要細分專業化。

治污靠疏而不是堵，稅收應做調控杠桿

2015年很多環保PPP大單簽訂，大投入能否有大回報？需要慎重選擇專業化的治污方法。在中國歷史上有大禹治水，治水是靠疏而不是堵。治污是同樣道理，需要有專業人士針對細分領域在生產環節就把污染問題減到最小或消除，而不是一味地所有污染統一治理。

治污需要“梳理”。污染源頭如果是紡織企業，多者耗費幾個億，建個污水處理廠或加上最好的膜，但是如果用這幾個億來為紡織提升技術、優化工藝呢？往往治污的錢都來自于企業的納稅，如果從企業源頭就從生產環節把污染的可能排除掉而進行工藝升級呢？把治理污染的錢反過來投資到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污染幾乎可以成倍減少，而治污成本也就自然下降了。

不要把環保單純看成花錢的事，要把環保看作資源化的利用過程，而且，資源化是有國家政策補貼的。例如新車里面有味道，什么原因呢？是因為要降低成本，所以就用油性涂層材料，其實就是紡織品質量不合格，中國當前沒有標準，生產商就傾向用低端紡織品，所以味道特別大，會導致很多人不適甚至生病。但是，如果好的東西國家給獎勵，差的東西要收稅的話呢？污染的本質原因有兩個，沒有誰愿意去污染，多是經濟利益導致，所以可以從經濟角度進行疏導，如果把稅收當成調控杠桿，你污染我重罰你，你生產環保我獎勵你，那就有資源化空間了——環保稅，在路上，值得期待——這就是核心問題，有了環保稅，經濟杠桿，治理就變成了必需的，就不是簡單的成本概念。或者換句話說，過去是成本，現在是利潤了。

例如，紡織印染里面有一種叫PVA的東西，特別難降解，是生化降解里面最難的，而一位紡織印染廠的老板就用一個巧妙的方法，把PVA變廢為寶了：大家都是不斷把PVA降解，他卻把它濃縮在生產過程中濃縮，用PVA來做“上漿”，經過這樣一個工藝就把上漿的PVA回收起來了，也變廢為寶了。這也是對污染的一種疏導之道。

科研與企業的環保思維是有差別的。可能做環保的人認為，所有的COD都是污染源，要降解，而企業可能就會看COD怎么用起來會更高效。環保以效果為導向，結果為王，作為做應用研究的，要時刻謹記“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時尚本身也是環保的一種拉動力

“時尚”與“環保”，在科研氛圍中存在著巧妙的聯系，應對大氣污染，不僅可以有“紡織印染大氣排放標準”的課題，還有防大氣污染口罩怎樣更具穿戴性的研發項目。時尚本身也是環保的一種拉動力。

如果沒有人們這么挑剔，也就沒有這么多設計師，也就沒有一個季節一個季節的New Look，如果一件衣服，把制作過程中的環境代價都標識在標簽上，大家還會選擇那些高消耗量的衣服嗎？如果這樣，只做科研是不夠的，還要企業提供生產數據，生產一噸布用多少水，用多少電，用多少人工，這是標簽需要的東西，而且，這個需要長久的過程——治理以后才有規范，規范以后才能算它的基準污染值，基準污染值再除以它的總產量，就是單件的總產量，然后再倒逼企業改進生產工藝，如此看來，環保在紡織行業可以做三十年，而且越做越有意義，最后會形成，每買一件衣服就是在為環保做貢獻。

附：龔龑簡介

龔龑，北京服裝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碩士導師，北京大學理學博士、清華大學醫學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領域為紡織印染大氣排放標準及檢測技術、拉曼光譜儀器的研發及應用、生命手性起源研究及在抗衰老化妝品中的應用。

自2008年進入北京服裝學院任教以來，龔龑重點著手研究紡織印染行業的環保問題。例如，積極推動和參與到國家環保部環境保護標準《紡織印染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制定任務；并由中華環保聯合會環保技術標準研究專業委員會委任為負責人，全面協調開展制定紡織印染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同時，他對紡織行業的水、固、氣污染治理都有專業研究與積累，并一直在推動紡織行業的環保化、節能化發展。

編輯：任萌萌